miniddy9的部落格

本報記者 李 亮圖片說明： 在治理庫布其沙漠的過程中，迷你倉新蒲崗治沙企業招收當地人來種樹育苗。李 亮攝在韓國人和日本人看來，“離北京最近的”沙漠也是離它們最近的。第四屆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8月初在內蒙古庫布其沙漠舉行，沙漠腹地的小綠洲成為包括韓日等30多國政治家、科學家、企業家交流治沙經驗的平台。同時，此次論壇也折射出全球防治荒漠化合作面臨的諸多尷尬。各國爭相打出生態牌，但面對“地球癌症”——荒漠日漸蔓延時，一些國家卻又獨善其身，令治理荒漠可能成為“窮人的遊戲”。在幾乎所有涉及生態保護的國際合作機制中，中國一直認真地履行責任。如何使發達國家積極投身這場全球性運動，正考驗著各方智慧。“沙害”進逼令多國奮力反擊遠離荒漠地帶的人或許想不到荒漠的可怕。據聯合國預計，未來全球有15億人口會受到土地退化威脅，即每5個人中就有1個受害者。全球荒漠化面積近3600萬平方公里，9億人遭受荒漠之害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或間接面臨土地退化威脅。由於過度放牧、亂砍濫伐、濫抽地下水等原因，荒漠正以每年5萬到7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大，面積差不多相當于一個愛爾蘭。在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現場，來自撒哈拉南部國家貝寧的《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》（UNCCD）秘書處執行秘書長呂克·尼亞卡賈向《環球時報》記者展示了一張世界荒漠分佈圖。歐亞大陸中部、亞洲中東部、撒哈拉、拉美中部均被塗上象徵荒漠的紅色，令人觸目驚心。呂克說：“我們正在丟失森林，其中80%都是由於沙漠擴張。可耕作土地的退化率也從1991年的15%變成現在的25%。”他表示，在貝寧，沙塵不分季節地肆虐。一位參與論壇的蒙古國環境部官員說，他童年時家在沙漠邊緣，但隨後沙漠進逼，村民們只得一次次自西向東逃離，很多人最後淪為難民。如何阻止荒漠化蔓延，攸關受“沙害”國家和地區的存亡。參與論壇的以色列農業系統公司耐特菲姆亞太區總裁艾倫·塔其托說，以色列在建國初期65%的土地為荒漠，“整個國家如同被燒焦過”，“如果無法防治荒漠，那就是生死存亡的事情”。在治沙方面，很多國家都各顯神通。為保住西部耕地與牧場，美國上世紀30年代制定專門的法律，如限制土地退化地區的載畜量，調整畜禽結構，推廣圍欄放牧技術等。在印度，西部乾旱嚴重的拉賈斯坦邦58％的土地為流沙地和沙丘。印度政府通過種草植樹、改土固沙等生物措施，目前已治理和固定流沙地10萬公頃。在伊朗，至少有50萬人的生活受荒漠化侵害。伊朗土地保護水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齊奧丁在論壇上介紹說，伊朗很多年前就通過地面覆蓋固沙、植被種植等方法，對流動沙丘進行治理。蒙古國是整個東半球的“黃色沙暴源”，沙塵還影響到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國。為防治荒漠化，蒙古國依靠礦產收入“反哺環境”，不斷增加林地面積、阻止土地退化。對於未來前景，蒙古國環境與綠色發展部專家阿迪亞蘇說：“通過治理荒漠化，蒙古能夠影響到整個東亞。”防治荒漠化不應有“看客”蒙古國專家的話發人深省。正如中國國家林業局防沙治沙辦主任劉拓所說：“防治荒漠化是一個世界性問題，大家必須共同盡責，沒有看客。”雖然人類荒漠化治理的歷史並不算短，但過去大多是自掃門前雪，沒有荒漠的國家冷眼旁觀。但“沙塵是不要護照的”，荒漠的全球性影響日漸突出。《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》（UNCCD）是唯一一個防治荒漠化的全球合作框架，在約190個締約方中，有168個直接或間接受荒漠所害。近20年來，它的地位並沒有隨著荒漠化危害日益增大而提高，反而有被邊緣化的趨勢。《環球時報》記者在庫布其沙漠論壇期間瞭解到，UNCCD今年將召開大會，但卻無人願意承辦。作為UNCCD秘書處執行秘書長，呂克多方奔走，最後找到納米比亞，但誰來承擔締約方代表的機票及相關費用，又成為一個大難題。在聯合國系統內工作多年的中國外交家沙祖康表示，受荒漠化影響的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，特別是在非洲撒哈拉地區，很多都是最不發達的國家，因此不受重視，但沙漠是會移來移去的，糧食價格、人口流動等問題都會跨越國界，“發達國家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”。據瞭解，有的國家承諾給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荒漠的援助遲遲不到位。沙祖康說：“有一筆錢答應了20多年，到今年才完成了3.4%，現在因為金融危機，更有借口了，連開會的費用都懶得承擔。”參與論壇的新西蘭前總理麥克·穆爾很坦誠地告訴《環球時報》記者，盡管新西蘭不惜花費重金應對氣候變化、治理汙染，但對於治沙，“所做甚少”。他表示：“我們的關注點主要在南太平洋，我們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些項目，但那只是因為我們有木材業的利益在那裡。”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在論壇上表示，日本政府現在只把眼光放在經濟上，忽略了其他東西，尤其是兩年前的海嘯災難之後。無獨有偶，今年3月25日，加拿大政府決定退出UNCCD。加拿大並未正式向聯合國解釋原因，但加總理哈珀3月28日在國會�議院答問時說，加拿大向公約秘書處提供的經費只有不到1/5用于開展項目，其餘的被用于官僚主義。加拿大國際合作部的官員還迷你倉出租“收效甚微”為自己找退出的借口。不過，加拿大多位反對黨人士指責說，“這是對受荒漠化影響國家特別是一些非洲國家的背信棄義，損害了加拿大的國際形象”。加拿大新民主黨外交事務評論員保羅·杜瓦說，這一決定表明“政府顯然罔顧國際規範”。2012年，UNCCD立下宏願，要在2030年實現全球土地“零退化”。在庫布其沙漠論壇上，聯合國、科學界、政治界、企業界人士均認為，只有發達國家積極加入、承擔起對發展中國家荒漠化治理的資金、技術轉讓的責任，這一呼籲才不至於落空。馬來西亞科學院院士、澳大利亞邦德大學教授劉伯森則認為，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發達國家不願意掏腰包的現實，那麼發展中國家應“曲線救國”，通過一些財力雄厚的國際機構，為本國荒漠化項目做適應性的包裝，從而順利“化緣”。他說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UNCCD都有一些融資的機制，為私有企業投資提供一些激勵，也包括一些技術的轉讓。“邊治沙邊掙錢”模式受關注中國是全球沙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從西北、華北到東北，12塊沙漠和沙地綿延成一條萬里風沙線，對整個北國形成進逼之勢。加上黃土高原的沙地，全國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萬平方公里，占國土面積的27%以上，而中國60%以上的貧困縣都集中于此。為此，人們想盡辦法來扭轉沙逼人退的局面。庫布其是中國治沙成就的一個鮮活案例。庫布其沙漠距北京約800公里，總面積1.86萬平方公里。起風時，這裡的沙塵一夜就能刮到北京城。25年前庫布其沙漠深處一個小鹽廠為把幾十萬噸產品運出，修建了穿沙公路，為保路又開始治理沿路的沙地。企業的管理者認為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沙漠企業，與沙漠共存是一種“宿命”，要減少它對生產生活的破壞，只能靠人工治理。依靠路橋、化工、能源等強勢業務，已更名為億利資源集團的企業開始全面治沙。它先是從每噸產品的利潤中提取5元做造林基金，成立專業林工隊種樹種草。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，造林投資逐年增加。25年間，企業累計投入治沙資金達30多億元。在庫布其，人們建成一條長達242公里的防沙生態屏障。過去，庫布其每年刮七八十次沙塵暴，現在已減少到三五次。沙漠年降雨量也由過去70毫米增長到現在300多毫米，記者在沙漠的2天里便遇上好幾場小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相對於國家主導的純公益治沙，庫布其的治沙主體是企業，除了社會責任，它還有逐利的天性。防沙治沙、生態修復、土地整治、沙漠產業開發，四個相互銜接的環節使億利資源集團的純公益事業向產業邁進，治沙不再是“燒錢”。依照國家和地方政策，企業以每畝上百元的價格從沙漠居民手中轉租沙漠30年使用權，用于治沙。而散居的農牧民則集中居住在企業修建的牧民新村，成為沙漠旅遊的服務業從業者。此外，企業在治沙時不養產業工人，而是僱當地農牧民種樹、養護。農牧民就近就業、按勞取酬，企業也簡化了用工管理和成本。數據顯示，企業每年可接納一萬人次打工者。深有體會的呂克說：“我們不可能改變企業期待投資回報率的特性，只能使沙漠產生商機，吸引商人主動投資。這是我從庫布其學到的最重要一課。”呂克還強調：“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大國，通過這麼成功的荒漠化治理，可以提高自己在全球的政治影響力。”日韓幫中國阻止沙漠東進庫布其的治沙事業也得到國際上的支持。目前，庫布其共有40多個治沙團隊，其中日本與韓國志願者的身影十分醒目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論壇上介紹說，日本民�十分關心地球生態，在中國荒漠化形勢嚴峻之際，“日本曾將海外援助的1/3用在中國”，包括提供日元貸款，用于中國荒漠化治理和植樹造林。鳩山本人擔任了日本一個環保組織的會長，“我們已完成了第26年的植樹造林活動，包括三峽周邊一些區域。總種植區域共達28平方公里。”日本“治沙之父”遠山正瑛的名字屢屢被鳩山提及。1935年到1937年，遠山作為日本外務省的農業研究生曾在中國留學，並沿黃河考察，矢志要投身于治沙事業，但日本侵華戰爭使他的計劃擱淺。1984年，78歲的遠山建立“中國沙漠開發日本協力隊”正式開始在中國治沙。在日本，他經常說“中國有很多沙漠，迫切需要我們去幫助”。他還號召日本人“每星期少吃一頓飯”，孩子們“每星期少吃一根冰棍”，用一年積攢下的錢來中國種樹。到1995年，遠山及志願者已經在庫布其種下100萬棵白楊樹。韓國前駐華大使、UNCCD荒漠大使權丙弘也講述了他的治沙故事。1998年5月，權大使的女兒從首爾打來電話，說受不了韓國的沙塵暴了，這讓他終於醒悟過來，“沙漠確實沒有任何國界的障礙”。從2000年起，他帶領中韓志願者在陝西、內蒙古、甘肅、寧夏植起2200萬顆樹的“中韓友誼林”。2006年，他的組織把重點轉向在“離北京、韓國最近”的庫布其，致力于在其東部建立100萬棵樹的“綠色長城”，阻止沙漠繼續東進。一頭銀發的權大使告訴《環球時報》記者：“今年6月中韓首腦峰會上，韓國總統樸槿惠說，與中國荒漠化做鬥爭也是中韓良好合作的例子。我非常鼓勵我們的年輕人自願參與這個利在千秋的工程。”▲儲存倉